中国消费的韧性和弹性

平心在线 10 2020-07-06 10:39:57

 

 (专栏作家 吴金铎)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82.7万亿美元GDP总量中(注:不变价计算),大约60万亿美元来自最终消费支出,占比约72.6%。2019年美国实际GDP中个人消费支出的贡献高达76.52%。2014年6月开始中国最终消费支出超过资本形成总额,成为稳定的第一大增长贡献来源。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开季中国出现史无前例的负增长,第一季度GDP同比-6.8%增速中最终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为-4.36%,贡献率为64.1%,消费不振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见一斑。

  当前海外疫情防控形势复杂,国内部分地区疫情再度反弹,常态化“内防反弹,外防输入”压力使得某些服务业的重启和消费的全面恢复困难重重。然而中国是大国经济体,内需潜力大,具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多样化和高质量的消费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与日俱增。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民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因此,复兴和提振消费,不仅是当前稳住经济基本盘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和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发展的可持续增长动力来源。

  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如何释放消费潜力?长远来看,如何发挥好消费在经济中的持久动力?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GDP核算中最终消费为何不等?



  考察消费人们常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GDP核算中的最终消费这两项指标,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存在差别。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数据,2019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99.09万亿元,其中最终消费支出55.15万亿元,而同期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1.16万亿元,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者相差近13.98万亿元。此外,2018年之后这两项指标之间的差额并没有出现收敛,相反有扩大趋势。

  是什么导致了最终消费支出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间的差距?

  首先,按中国国家统计局口径,全社会零售总额包括“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两部分。因此,最终消费支出超出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部分包括剔除餐饮收入之外的所有其它服务业消费数据,具体包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批发与零售、住宿、金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房地产、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14个类别。那么最终消费支出中剔除餐饮收入之外的所有其它服务业消费规模究竟有多大?由于服务业消费没有直接可得的官方数据,笔者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进行了简单计算。2019年中国所有服务项增加值总规模53.4万亿元,但服务业增加值不仅包括服务业的消费数据,也包含服务业投资和服务贸易净出口的数据。2019年中国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37.58万亿元,同期服务贸易净出口-1.5万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剔除这两项之后得到消费贡献的部分,大约为14.32万亿元。考虑到餐饮统计上的重合及统计口径误差等,这一数据与前文所提的最终消费支出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间的差额不相上下。此外,根据以上数据计算可得到最终消费中商品零售与服务业消费贡献比例大约为75:25,即服务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大约为1/4。

  其次,近年来社会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下滑幅度快于最终消费增速下滑,导致两者之间的差距未出现收敛相反近年不断发散。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2016年同比增速正式下降到个位数;而GDP中最终消费支出名义增速2019年才下降到个位数。2019年全社会零售总额名义同比增速8%,实际增速仅6%,速度较2015年之前两位数增速明显下降。而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名义同比增速8.96%,在这之前保持了近10年的两位数增长,近两年变化并不大。由此可见最终消费支出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间的差距主要是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速下降所致,而包括所有服务项消费的最终消费支出目前仍然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速。两者差距近年扩大主要源于非商品零售消费,即服务消费增速不断提高所致,预计这一趋势未来若干年将延续。

公共消费的三重平衡

  按主体分,最终消费支出分为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中国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占比2008年以后一直稳定维持在70:30。2019年政府的最终消费支出16.56万亿元,较2018年增加1.36万亿元,非常稳定。政府公共消费的实现形式是财政支出和政府购买。中国财政支出主要包括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投资和公共消费,而政府购买主要包括社会服务以及商品消费等领域。中国财政支出每年下达的资金各领域的比例相对稳定,这保证了政府公共消费的相对稳定,因此一般情况下政府消费支出相对于居民消费支出更可控。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加快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扩大居民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政府投资与公共消费都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和措施,在选择宏观调控手段的时候,政府一般会权衡三重平衡:如何平衡公共投资与公共消费的比例、怎样科学支配公共消费和政府自身消费,公共投资中生产型投资与消费型投资的比例多少才算合理?这些关系的平衡关系到政府工作目标的优先顺序。

  首先,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的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三大攻坚战,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以“六保”促“六稳”。2020年取消GDP增长目标,更加注重底线思维。一般而言,政府投资更直接作用于效率,而公共消费和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等更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政府和公共消费与“六保”和脱贫攻坚目标更契合。

  其次,公共消费比政府消费受益面更广,更能精准的促进“六保”进而社会公平。基于此,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显示出政府强调贴近民生和促进公平的公共消费,而减少政府层级的消费。

  最后,两会提出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重点提及“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数据中心”等,这些属于生产型投资;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的老旧小区改造等属于消费型投资,这两者都是有效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居民消费怎么了?

  中国居民消费占全社会总消费的七成,因此居民消费数据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全社会消费的全局。是什么造就了中国居民消费的繁荣,又是什么阻碍了居民消费的恢复?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可支配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相当稳定的关系”,因此理论上消费取决于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此外,商品价格,家庭财富、消费者偏好、以及消费者年龄结构、利率水平、信贷可得性以及社会习惯和特殊规定都是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

  2020年新冠肺炎对中国消费带来较大冲击:今年2月开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急剧下滑至负两位数增长;5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973亿元,同比增速-2.8%,较前四个月降幅大幅收窄。但疫情常态化防控与居民消费需求的释放之间存在矛盾,国内疫情反复,海外疫情复杂使得消费的完全恢复有一定困难。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加大了供给端约束,加上交通物流等带来的不便,疫情限制了居民消费,尤其是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但4月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陆续下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居民出行逐渐正常化,4月开始消费数据同比降幅明显收窄。当前由于个别地区海外疫情内输,还有部分市区疫情二次爆发,疫情反复使得部分可选消费和服务业再次面临挑战。

  其次,疫情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两个问题还没有科学答案。疫苗在中国取得突破进展但还未全面临床推广,种种不确定性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意愿,加深了居民对未来的担忧。

  再次,疫情加大了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不确定性,出于预防性动机需要,居民会增加储蓄而减少消费。央行数据显示,2020年前五个月境内本外币存款较去年同期多增84.27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和非金融企业存款今年前5个月较去年同期分别多49.07万亿元和23万亿元。与此同时,前5个月家庭住户短期贷款和消费贷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1.57万亿元和4.7万亿元,疫情之下居民出现“报复性储蓄”。此外,中国居民杠杆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且今年以来快速加杠杆。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为57.7%,较去年底大幅上升1.9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加杠杆。一般情况下,当收入未明显增加,债务率和杠杆率上升可能抑制居民消费和社会生产。

  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城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明显下降。2020年第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9万元,实际同比增速-3.9%,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消费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一部分用来投资,一部分用来还房贷或用于其它必须支出,若这些部分占比过大将挤占居民的消费支出。鉴于今年一季度以来居民中长期贷款较去年增多,因此合理推测居民整体贷款负担较去年增加,在可支配收入下滑的情形下,这意味着居民减少了消费支出。与此同时,今年一季度股市财富效应使得居民部分财富流入股市,居民用于消费的额度相应减少。

  最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也影响着居民消费。边际消费倾向是居民收入每增加一单位,消费增加的幅度。2020年第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11691元,较去年第四季度略有上升,但同期居民消费环比大幅下滑,这意味着居民储蓄倾向有所上升。

中国全社会消费全景图

  按照中国统计局分类,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为“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2020年疫情之后商品零售比重上升,餐饮明显下滑:4月中国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比重大约91.8:8.2。2019年12月这一比重为87.56:12.44,表明疫情导致居民外出就餐减少,而主动增加了零售商品消费。

  分区域来看,中国城镇和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自新冠肺炎以来发生了细微的变化。2020年3月份以来,城镇和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大约87%:13%。而在2019年底,城镇和乡村消费品零售额比重为85%:15%。疫情之后城镇居民消费明显好于乡村,表明疫情对农村消费冲击更大。疫情可能加大贫困人口范围,甚至返贫人口增加。

  按消费业态,受疫情冲击最大的分别是:百货公司、购物中心、专业店、专卖店、便利店等,4月它们的销售总额同比分别下跌20.9%、6.7%、9.6%、7.9%和3.7%;疫情之下便利店和专卖店销售额同比降幅持续扩大,而超市零售疫情之后仍然保持正增长。网络零售2020年3月销售额同比增长4.1%,4月疫情防控级别逐渐下调之后,网络零售销售额同比有下降为-6.1%。但其它线下消费如百货商店、购物中心和专业店销售额同比降幅大幅收窄,表明后疫情时期,居民消费逐渐将由线上转向线下。

  分区域看,全国32个省市中,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排名前10的分别为:广东(10.61%)、山东(8.9%)、江苏(8.78%)、浙江(6.76%)、河南(5.65%)、湖北(5.03%)、四川(5.01%)、河北(4.46%)、湖南(4.29%)、福建(3.92%)、辽宁(3.73%)、上海(3.36%)、安徽(3.33%)、北京(3.05%)、黑龙江(2.46%一)。由于部分城市第三产业占主导,因此服务业消费也占据重要地位,零售数据只是消费的一部分,这是上海和北京等一线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

  消费品具体分项来看,汽车是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疫情之后受各地汽车相关税费减免措施,以及私人交通需求上升车辆购置需求加大的影响,汽车消费5月之后明显回升。汽车消费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2019年11月之前大约9%左右,2020年以来受疫情影响比重有所提升,2020年3月和4月汽车消费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分别为9.86%和10.94%。

  为了更进一步考察消费结构,笔者借用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额这一指标。首先需要强调的是,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是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一部分。2020年前四个月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占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大约为33.6%,但鉴于数据可得性,这些基本能够反映中国消费品的部分结构特征。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中,2020年5月占比从大到小依次为:汽车(30.64%)、石油及制品类(13.14%)、粮油、食品类(10.3%)、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9.24%)、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6.7%)、日用品类(4.76%)、中西药品类(3.91%)、通讯器材类(3.45%)、烟酒类(2.57%)、化妆品类(2.45%)、文化办公用品类(2.16%)、金银珠宝类(1.84%)、饮料类(1.66%)、建筑及装潢材料类(1.32%)、家具类(1.22%)等。其中,汽车和石油及制品类属于互补品,汽车销量上升必然带来石油及制品需求上升,但今年前四个月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低迷,导致石油及相关制品消费额上升幅度不及汽车销售额。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和家具类主要得益于前5个月房地产销售的回暖。

  消费的修复对经济复苏至关重要,那么当前消费恢复到了什么水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自5月份开始同比正式由负转正,意味着消费的修复已正式开始。疫情期间,可选消费类如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金银珠宝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书报杂志、家具及建筑装潢类、汽车以及石油制品类销售额同比大幅下滑,但自5月开始销售额同比大部分开始由负转正。一些必选消费,如中医药品类、粮油食品类、饮料、日用品、烟酒、通讯器材类销售额疫情前后变化不大,部分生活必需品疫情期间甚至逆势上扬。因新冠肺炎的常态化防控措施,以及第二波和第三波反弹的可能性,居民消费尤其是部分服务业可选消费的恢复进度受到较大影响,这导致消费数据的修复慢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

在线新经济拓展了消费的边界

  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国多年 “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以及信息和网络基础设施的超前布局,在线新经济保证了疫情期间居民生活的正常运转,疫情也催生了一批新消费模式和新营销模式,如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买菜、云遛狗等一系列新服务模式应运而生。在线消费从实物拓展到服务,消费模式和消费边界不断拓展。同时“在线带货”等营销模式进一步挖掘了消费的潜力,并拓展了消费的空间。由于疫情目前已经持续超过3个月,人们逐渐适应了新型消费模式。与此同时,新的消费模式使得企业更加重视线上获客能力,线上流量又带来传统业务的迭代和更新,如此良性循环。

  消费回暖在其它数据上也得以佐证。中国物流业数据显示,2020年3月之后随着消费需求逐步回暖,规模以上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速迅速恢复,幅度还远远超过疫情之前:3月规模以上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速23%,较2月0.21%的同比增速大幅上升;5月规模以上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速41.1%,是2018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疫情之后居民线上消费加大了快递业务需求量。从互联网流量来看,2020年2月之后移动互联网接入月户均流量保持在9000MB以上,2020年4月高达9605.12MB,远高于历史最高值。

  此外,移动APP流量平台的增加也能反映出在线新消费模式的年龄结构和在线消费的偏好特征。从年龄结构来看,移动APP流量平台主要集中在25-34岁(占比29.27%)(注:2020年5月数据,数据来源:WIND,百度。下同)、19-24岁(占比29.26%)、35-44岁(占比29.15%)、45-54岁(占比8.04%)、18岁以下(占比3.25%)。移动APP流量消费兴趣主要集中在:软件应用、影视音乐、资讯、教育培训、医疗健康、书籍阅读、游戏、餐饮美食等。

发挥消费持久增长动力的技术路线图

  一个国家消费能力的提升,短期受刺激措施影响,中期取决于居民的购买能力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长期则取决于技术的升级和迭代。今年以来多个省份,和地区以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来提振当地消费,还有汽车和家电等行业的税费措施,短期而言对于释放部分消费潜力影响显著。但中长期来看,居民消费取决于消费能力的提升,而消费能力的提升取决于居民收入,以及居民获得可持续收入的能力。尽管中国目前已经拥有4亿中等收入阶层,但相对于14亿人口大国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壮大高质量发展的微观群体,是发挥消费可持续发展动力的重要措施。

  首先,要切实提高居民劳动报酬收入,多渠道增加包括利息、出租房屋收入、股息与红利收入所得等在内的财产性收入。

  其次,针对农村消费群体,应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渠道。继续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和农业补贴制度、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同时对贫困人口增加转移性收入。当前国务院强调的“地摊经济”和“夜间经济”有利于消除居民消费的顾虑,更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它们是否创造GDP,而在于这些非正规经济可以为居民创造收入,从而提高居民财富和可持续消费能力。

  再次,居民消费升级还需要从供给端入手。3月13日,国家发改委与二十三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从市场供给、消费升级、消费网络、消费生态、消费能力和消费环境六大方面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其中四方面的举措是从供给端提升消费潜力。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消费的升级还受制于技术迭代。互联网的兴起和繁荣,极大的便捷了中国的线上消费,拓展了线上消费的广度;得益于中国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供应链和物流崛起又进一步提高了线上消费的深度。同时,在线支付的发展为消费升级提供了便捷。因此,长远来看,技术创新是消费升级的前提和保障。2020年“两会”提出两新一重”,尤其是5G、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都是从技术层面促进消费升级,技术的迭代速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消费升级的进程。本次在新冠肺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在线经济,与多年之前中国积极布局互联网经济是分不开的。最后,提升消费品质,发挥工匠精神,最大做好中国品牌。同时扩大进口,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做好特色品牌的线上线下宣传。

  总之,要保证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除了让居民有钱可花,有地方花,还应该进一步完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让居民有钱敢花。

  本文是根据国际金融报2020年6月25日专访整理成文,吴金铎系经济学博士,博士后,长城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张翔宇  分享到新浪微博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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