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顶替案,谁是“邱老师”们的帮凶

平心在线 10 2020-07-03 10:48:32

 

  文|兰荣杰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历史的一粒尘埃,落在一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这句疯传于新冠疫情早期的话,对于遭遇高考顶替的苟晶们的命运,可以说也是最贴切的总结。只不过她们面对的尘埃,可能仅仅是高三老师的一只手,在捏住她们梦寐以求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同时,也捏住了她们命运的咽喉。回望苟晶们被偷走的人生,同样来自农村的我除了感谢母校持正有方,本想为苟晶们寻找一个说法,却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乃至旁观者——都对苟晶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顶替该当何罪:立法的遗憾缺失?

  法治社会的一大尴尬在于,立法者对于恶行的想象力,总是落后于为恶之人的创造力。比如2014年制定《刑法修正案(九)》之时,立法者所能想到的“最严重的考试舞弊行为”,无非就是组织作弊、出售答案或替考。然而近来集中曝光的高考顶替案证明,立法者对人性之恶和制度之失的判断,要么是天真得可笑,要么是无知得可悲。

  简单地说,考试作弊好比排队时“插队”,虽然后面所有人的速度都受到影响,但多数人依然能够上车。高考顶替则好比“点杀”,找一个排在前面的柔弱者一棒子打晕,再用麻袋装走扔掉,然后堂而皇之占据受害者的座位。前者是“锅里争”,少数人先吃多占,多数人一般也不至于饿死。后者则是“碗里抢”,直接抢占最为弱势的贫困生的“救命饭碗”,即使饿不死受害者,也让他几乎再无上车的机会。两者之恶,绝不可同日而语。

  反观立法者的回应,却明显地重“插队”而轻“点杀”。国考作弊业已入刑,且最高刑期可达七年。至于“点杀”式顶替,却往往“欲加其罪而无据”。《刑法》上勉强套得上的罪名,一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或印章,二是伪造或买卖身份证件,三是可能存在行贿受贿。不管哪一个罪名,具体到单个顶替案件都不会太严重,毕竟伪造的证件不可能太多,贿赂的金额也不可能太大,因此刑期几乎都在三年以下。换句话说,“点杀”式顶替的后果,大概率是轻于“插队”式作弊。如此本末倒置,原因何在?

  首先要承认,不大可能是因为立法者不明就里,以致凭最大的恶意也估计不到现实的残酷。毕竟早在1999年,山东枣庄就曾爆出“齐玉苓被顶替入学案”,官司还一路捅到最高法院,顶替者最终被判赔偿,并顺便造就新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也是最后一案)。

  更可能的原因,当在于立法者相信“点杀”属于特例,至少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鉴于“法律不处理极端情况”和“法不溯及既往”的信条,有意对顶替现象做留白处理,暂不设定专门的罪名,而是借助现有罪名和民事、行政责任来应对。

  不过从苟晶等案来看,刑事上基本超过追诉时效(5年),民事上除了时效障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后3年)还有诉求障碍(如何计算损失?),行政上则面临“法不责众”和退休人员双重难题。

  被“点杀”顶替者在当前法律框架内的救济之路,恐怕绝非易事。毋庸置疑,仅从这一点出发,立法者们欠苟晶们一个交代。

二、顶替何以可能:执法的历史局限?



  对于高考顶替该当何罪,立法上固然有所疏失,但任何人在任何阶段都不需要任何理由即可意识到,顶替他人入学一定是于法不容。有上千年科考传统的中国,也早就摸索出一整套防范科考舞弊的方法。为何在苟晶们读高三时,一个个根本不算高官巨富的“邱老师”们,却能轻易偷走苟晶们的身份?

  从目前有限的信息分析,明显漏洞有两个环节:一是高考分数放榜,二是录取通知书发放。前者只是一张写满姓名和分数的大红纸,苟晶究竟考了多少分,全在于老师怎么写。后者按惯例寄到了班主任手上,恰好就如羊入虎口。1997年和1998年的苟晶,既没有电话查分的渠道,也没有今天的网络公示。无从核实分数的她,等不到被班主任扣留的录取通知书,除了自责外只能选择复读。

  然而,在上述显性漏洞的背后,是更让人细思恐极的制度纰漏:“邱老师”们如何再办一套苟晶的身份手续、学籍手续,这背后无法绕过的有哪些行政管理部门,在为假苟晶们拿着录取通知书堂而皇之报到铺平道路。随着更多高考顶替案件的曝光,可以推断,在当年这很可能已经演化为一套成体系的运作程序。

  当然,“邱老师”们的操作手段,在今天已经很难具备可能性。高考分数放榜,早就可以通过电话和网络独立查分。录取通知书的送达,也一概要求本人或家属签收。高校的入学资格审查,普遍已接入公安机关的身份识别系统。“李鬼”再想要冒充“李逵”,除非是双方合意且从公安机关基础数据库入手,否则几无可能。以此观之,苟晶的悲剧固然源于“邱老师”们的恶行,难免也有历史局限的原因。

  话虽如此,承认历史的局限,却决不是为责任者开脱。苟晶当年就读中学的毕业手续管理,以及邮政部门对录取通知书的处理,要么是存心为顶替预留空间,要么是极端疏忽大意构成重大过失。冒名者入读高校的入学审查,以及毕业后就业单位的身份审查,甚至包括婚姻、住房和社保等实名制系统的身份核实,或许都早该发现冒名顶替问题。“李鬼”能够在大学里和工作地半公开地行走20余年,决不能简单委过于历史遗留问题,相当部分其实就是今天的问题。实际上,若非历经艰辛方才小有成就的苟晶勇敢地发声,这些“点杀”恶行是否真能大白于天下?更可怕的是,一个苟晶有机会站出来,背后又有多少个苟晶早已凋零于风雨之中?如果我们轻率地满足于把苟晶的悲剧归结于历史的局限,我们可能难免重复苟晶的悲剧。

三、顶替案何去何从:我们对苟晶们的责任



  不难预见的是,随着苟晶案内幕的层层剥开,包括“邱老师”在内的众多责任人都难逃其责,甚至立法者也会顺势跟进有所回应。然而在笔者看来,苟晶们被“点杀”顶替的最大痛点,可能并非一个个成绩优秀的贫困生“被偷走的人生”,也不是对高考这一本该最公平的社会制度的扭曲,或是对社会阶层正常流动秩序的破坏,而是对现代文明社会的底线规则的根本性冲击。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苟晶们负有责任。

  作为群居动物的人类之所以创造出现代文明,根本原因之一即在于放弃“凭拳头说话”的丛林法则,拒绝以“弱肉强食”为行为标准,而是在承认资源稀缺的前提下,强调以共存为基础的“有底线的竞争”。这一底线的维持并非依赖于强者的个体道德自觉,而是有赖于群体对弱者的怜悯和共情、以及对“弱肉强食”者的集体抵制和有效惩罚。缺乏这一底线规则的社会,无非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开战”的动物世界,是“没有一个人安全”的猛兽丛林。正是因此,我们如何面对“弱肉强食”行为,既显示我们个体的道德水平,更显示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很不幸的是,迄今为止曝光的“点杀”式高考顶替案中,操刀动手的“邱老师”们固然罪不可赦,但不管是提供积极协助的教育或公安人员,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本校教师和本地官员,乃至知情但“各扫自家门前雪”的“沉默的大多数”,或多或少都是“点杀”的帮凶。

  西谚有云:“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就是善良者的沉默。”当经办人员碍于情面对“弱肉强食”顺水推舟,当旁观者心想“事不关己”而对“点杀”视而不见,当用人单位对拥有两个身份的顶替者听之任之,当家乡父老在丑闻曝光后以“破坏当地形象”为由委过于苟晶们,哪一个不是对“点杀”行为的纵容和鼓励?这样一群“沉默的大多数”之间,是否还有下一个“点杀”他人的“邱老师”?或者当他们之中再有人被“点杀”时,是否又真正属于无辜?毕竟,一个失去文明底线的丛林社会,每一个人既是捕猎者,也可能随时成为他人的猎物。

  “我们所站立的地方,就是真实的中国”。我们谴责20多年前“邱老师”们的恶行,也不应忽视今天批评苟晶“破坏当地形象”的刺耳声音。我们期待自己和儿女享受更为公平、更有底线的竞争环境,就不应止步于旁观苟晶的遭遇。面对勇敢的苟晶,我们有义务陪同她去寻找真相,也有义务敦促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关交付迟来的正义。更重要的是,面对每一个遭受“弱肉强食”的苟晶们,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义务站起来;即使不能扶一把,也要给予鼓励的掌声;即使发不出声音,也要投去支持的目光;即使必须被迫低下头颅,至少也不能自甘堕落为“邱老师”们辩护。毕竟,我们的名字叫做“人”,我们的集合叫做“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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